卢周来：边缘的言说

请重温我们因何而感动!

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平凡人.在日常庸常的生活中,他们也有本能,他们中有些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与毛病,甚至也不清楚是否被人背后叫过"伪君子",但地震来时,他们的选择表明平凡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一个月前,我们很多人有感动,有泪水,甚至有媒体天真地说"汶川地震将痛出一个新中国".但一个月后,关于某个人的讨论几乎充斥了整个网络,各色人等都在拿腔拿调,这个社会似乎又回到了震前?

因此,我想到转贴此文.

1、四川省德阳市东汽中学谭千秋教师--最宽广的胸膛、最挺拔的脊梁

5月12日下午2点多钟，谭千秋在教室上课，他正讲得起劲时，房子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地震！谭千秋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喊道："大家快跑，什么也不要拿！快......"同学们迅速冲出教室，往操场上跑。房子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并伴随着刺耳的吱吱声，外面阵阵尘埃腾空而起......还有四位同学已没办法冲出去了，谭千秋立即将他们拉到课桌底下，自己弓着背，双手撑在课桌上，用自己的身体盖着四个学生。轰轰轰──砖块、水泥板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房子塌陷了......

13日22时12分，谭千秋终于被找到。"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上，后脑被楼板砸得深凹下去，血肉模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生，四个学生都还活着！"第一个发现谭老师的救援人员眼含热泪，他说，谭老师誓死护卫学生的形象，是他这一生永远忘不掉的。"地震时，眼看教室要倒，谭老师飞身扑到了我们的身上。"回忆当时的情景，获救的学生神情仍然紧张。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天崩地裂的那一瞬间，谭千秋张开爱的羽翼，用血肉之躯为他的学生牢牢把守住了生命之门，让四支稚嫩的花朵得到了庇护，铸写了一代师魂的高洁，散发着夺目的人性光辉。

2、四川绵竹市遵道镇欢欢幼儿园21岁女老师瞿万容--怀抱铸就的生命港湾

5月15日中午，站在一片瓦砾堆旁，绵竹市遵道镇欢欢幼儿园园长李娟回忆起瞿万容老师被救援队发现时的情形，泣不成声:"当时瞿老师扑在地上，用后背牢牢地挡住了垮塌的水泥板，怀里还紧紧抱着一名小孩。"

瞿万容老师保护的不只是一个幼小的生命，还留住了一个美好的希望、一种坚毅的精神、一种神圣的责任。

3、崇州市怀远镇中学吴忠洪教师--永远不知道放弃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崇州市怀远镇中学初一（5）班的31名孩子正坐在四楼教室里，听英语老师吴忠洪上课。教室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吴忠洪守护着学生一个接一个跑过三楼的楼梯口。当发现还差两个孩子后，吴忠洪赶紧转头，逆着人流方向拼命往楼上跑去。"吴老师，楼要垮了，不要上去！"倒数第二个跑出教室的学生林霞着急地喊道，但是她看到的只有吴忠洪义无反顾向上奔跑的背影。就在林霞和同学们撤离几秒钟后，这栋四层小楼伴随着一声巨响，轰然坍塌，吴老师和班里的两名同学瞬间被淹没在一片废墟中......

4、平武县南坝小学学前班中班的代课老师48岁女教师杜正香--最悲壮的身姿

5月１４日１０时，当战士们掀开因地震完全坍塌的绵阳市平武县南坝小学的一根钢筋水泥横梁时，眼前的一幕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位死去多时的女老师趴在瓦砾堆里，头朝着门的方向，双手紧紧地各拉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胸前还守护着三个幼小的生命。她就是武县南坝小学学前班中班的代课老师48岁女教师杜正香。"看得出她是想把这些孩子带出即将倒塌的教学楼。"参与搜救的解放军战士说。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杨树兰正在学校的宿舍午休，当她连滚带爬跑到操场上时，正好看见杜正香一把将送小孙子上学的严明君老太太祖孙俩推出了摇晃中的教学楼，转身冲进一楼的教室，连抱带拉救出几个孩子，之后她又冲进了已是烟尘滚滚、不停摆动中的教学楼。这是杨树兰和其他人最后一次看到杜正香老师的身影......

１４日下午，全镇幸存的村民自发为杜正香出殡，队伍从山上排到山下，他们都要来送送这位好老师。

5、什邡市龙居小学英语21岁女教师向倩--脆弱身躯绽放出的震撼力量

在5.12震灾中，四川什邡市龙居小学教学楼坍塌，在清理废墟、抢救被埋师生过程中，大家见到二十一岁的向倩老师身体被砸了成三段，而她双手环抱将三名学生紧紧搂于胸前，将学生保护于身体下。在场所参与救助的人员均被向倩老师这种舍身就义、保护学生的英雄之举感动得泪流满面，自发朝向倩老师鞠躬致敬。
　　原本，只需两秒种便可离开教室，到达安全地带，但当她在疏散学生们离开教室时，看到两个手足无措的学生，向倩义无反顾地大步跨近学生，一手搂住一个，朝门外冲去，可此时，整座教学楼已轰然垮塌，向倩和几个学生一起被埋在了废墟中......

6、汶川县映秀中心小学老师张米亚、联芳--天使守护的羽翼

摧毁映秀中心小学只用了短短１２秒，而在１２秒后，幸存者靠着原始的工具，在被夷为平地的校园里救出了许多被埋学生。而当大家搬开垮塌的教学楼的一角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数学老师张米亚跪扑在废墟中，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两个孩子还有生命体征，而"雄鹰"已经气绝。由于紧抱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救援人员只得含泪将张老师的手臂锯掉才把孩子救出。

映秀中心小学联芳的死状和张米亚一样。在这名女教师的双臂下面，也有两名学生，安然无恙。

7、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教师王周明--眼中只有学生忘却了头上的千斤横梁

王周明是名年轻教师，是50多名学生的班主任。地震发生时，他指挥学生分两路，从教室的前、后门逃生。房屋垮塌的一瞬间，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把还没跑出教室的一名女生推出教室。这时，一根粗大的横梁打在他头上，他的头盖骨被击碎......

　　学校行政办公室主任张文说，他从外面赶回学校时，这个女孩一见他就哭了："王老师为了救我，被砸死了。" 是名年轻教师，是50多名学生的班主任。地震发生时，他指挥学生分两路，从教室的前、后门逃生。房屋垮塌的一瞬间，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把还没跑出教室的一名女生推出教室。这时，一根粗大的横梁打在他头上，他的头盖骨被击碎......

学校行政办公室主任张文说，他从外面赶回学校时，这个女孩一见他就哭了："王老师为了救我,被砸死了。"

8、四川巴中通江县洪口镇永安坝村小学24岁的教师苟晓超--婚礼后的葬礼

5月12日下午，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洪口镇永安坝村小学24岁的教师苟晓超，一如往常值守在三楼教室里。突然，整栋教学楼开始晃动、颤抖。他几乎是本能地大喊："同学们，赶快跑！"几乎同时，他冲到阳台上，大声呼叫其他班的老师和学生。

大部分学生从午睡之中被突然惊醒后，都迷迷糊糊不知所措。苟晓超一边喊"快跑，危险，快，快......"，一边迅速抱起一名学生往楼下冲。到了楼下，来不及喘一口气，立即返身冲上三楼。他又抱起两名学生，向楼下冲去......

当他再一次冲到三楼，再一次抱起两名学生，再一次向楼下冲去时，顶楼轰然倒塌。被苟晓超抱下楼去的学生得救了。然而，苟晓超被垮塌的混凝土和砖块砸断双腿，胸部也受到了重伤，倒在血泊之中......

学校其他教师和村民立即实施救援。看到有人准备搬自己身上的砖块和混凝土，苟晓超断断续续地说："我......恐怕......不行了，快......快......救学生。"他艰难地用手指着顶楼说："上面......还有学生......还有......"

苟晓超今年5月2日刚刚结婚，5月12日回到学校上课。当日下午，苟晓超所在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倒塌。洪口镇中心卫生院医疗条件有限，苟晓超又被紧急转往县医院。因伤势过重，苟晓超在半途中轻轻地闭上了双眼。

9、汶川县映秀小学女教师严蓉--为了学生远离了自己的孩子

       救-妈妈！救-爸爸！"小女孩雯欣张大嘴巴不停地号哭，双手死死抓住抱她的邻居的肩膀。泪水，鼻涕，全部流了出来。

        她只有一岁半，说话还不清晰。地震之后，四天里，她再也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的声音，哪怕一个字。

       没有人告诉她，妈妈(映秀小学老师严蓉)在救下了13个学生后，再也不会回来；而爸爸，依然音讯全无。

10、 四川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语文老师汤宏--最后一次生命的选择

四川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坍塌，师生伤亡严重。二年级语文老师汤宏在生死一刻的最后选择令人感佩和动容。这是一名20出头的年轻教师，家里的孩子刚刚六七个月大。地震发生时，他所教的班级位于一楼，完全可以逃脱，但他却选择留下来救护孩子。汤老师最后的姿势定格在这样的画面上--两个胳膊下各抓了一个孩子，身子下还护着几个孩子。被他用血肉之躯护住的孩子们幸运地活了下来，他却在瓦砾中牺牲。

11、四川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物理老师张辉兵--手指指着逃生的方向

"出来了，出来了......"废墟中出现了一位遇难者遗体。一旁焦急等候的人们立即认出，这正是被掩埋在废墟中的张辉兵老师。"快看，他的两只手臂，都指向了逃生大门的方向......"另一位参与营救的红白中学老师告诉记者，他从被营救出来的学生口中得知：地震发生之时，张辉兵老师正在二楼的讲台上，距离房门只有一步之遥。发现地震之后，张老师立即叫孩子们往外跑，并用双手撑开房门，将孩子们一个一个地往外推。等十来个同学跑出一楼之后，整幢教学楼就塌了下来，张老师却倒在了房门之下。

12、什邡市师古镇民主中心小学女教师袁文婷--永远绽放的生命之花

袁文婷，一个算得普普通通女孩的名字，如果不是这场灾难，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是谁，一位来自于汶川震灾地区什邡市师古镇民主中心小学一年级的一位教师。

汶川震灾发生时，袁文婷所在的民主中心小学的校舍也遭遇了严重的破坏，灾难发生时，教室里的很多孩子都吓得呆坐着，不知所措。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孩子们的伤亡，袁文婷一次又一次冲进教室，柔弱的双手抱出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当她最后一次冲进去后，三层的教学楼轰然倒塌......媒体用这样的语言美丽地记录了袁文婷最后的时光--"青春定格在20岁"。

就因为袁文婷的为了不让正处于花朵般的孩子们凋谢，她才一次又一次冲入危险的教室共救出13名孩子。

13、都江堰市聚源中学36岁女教师何智霞--最后的拥抱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初三五班班主任何智霞的遗体被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发现时，两个手臂都是张开着的，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双臂张开，身下环抱着七名学生。一直在现场参与救援的老师们回忆说，有学生被救起时说，还听到过何老师的声音："同学们别着急，有人来救我们了。"
　　何老师下午2点开完会之后她本就可以休息了! 但地震发生的当时她却在班上听学生们的政治课，为的是让学生们有一个良好的心理去迎接中考！考一个好成绩。地震刚开始教学楼不停的晃动，她大声告诉学生"要镇静！赶快跑！"话音刚落，教学楼顷刻倒塌，前后不到10秒钟，何老师被埋在了教学楼的废墟中！

14、绵阳市平武县平通中学教师李宏勇--为救一个被绊倒的孩子

5月15日是李宏勇老师的24岁生日，但他在大地震中永远离开了。而在他的身下，还护着一名学生，虽然学生也遇难了，但当救援人员扒开废墟看到这一幕时，都落泪了。李宏勇刚工作一年多，地震发生时，他没有课，安全地带离他只有三步之遥，但当看到有个孩子被绊倒时，他折了回来，不幸遇难。在他24岁生日的当天，他的父亲从广安老家赶到学校，痛哭不止。

15、绵阳市北川中学教师李佳萍--用身体挡住门框

地震发生时，绵阳市北川中学初二四班正在上课，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教室剧烈摇晃，学生们都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政治老师李佳萍大吼了一声："快跑！"同时飞快地为学生打开门。当时整栋楼房已经摇摇欲坠，为了能让更多的同学逃出去，李老师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住已经变形的门框。房屋倒塌的那一刻，李老师还拼尽全力将一个学生推了出来。学生们安全出来了，而李老师却倒在了垮塌的房屋下。

16、绵阳市平武县平通中学初三化学老师乔广平--所有的人快跑

绵阳市平武县平通中学初三化学老师乔广平当时正准备上课，地震发生后，他马上呼喊所有的人快跑，自己却跑到了最后。同学们说地震发生当天，乔广平老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三楼教室，本来是2：30上课，2：28地震突然降临，"站在讲台前面的乔老师没有自己向外冲，而是迅速组织我们向外转移，直到我们全部冲出了教室，乔老师才最后跑出来。当我们跑到安全地带时，却没有发现我们深爱的乔老师。"

17、四川安县花荄镇42岁初中教师郑发富--面对将倾的围墙

5月12日14时30分，刚刚经历了地震的安县花荄初中操场上，老师们正忙着疏散学生、清点学生人数。突然，从内操场传来一阵阵凄厉的呼喊声："救人啊！快来救人啊！......"几位老师迅速冲向出事地点，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仰面倒在血泊中的竟然是刚刚还和他们一起奋力营救学生的初二年级年级组长郑发富老师。他的身上堆满了砖块，头上、脸上全是灰，血不停地从他的鼻子、嘴巴、耳朵里涌出来。老师们哭泣着，一边大声呼喊郑老师的名字，一边不停地用手刨开压在他身上的砖块。然而，众人的呼喊声也没能留住英魂的脚步，经全力抢救无效，郑发富老师不幸以身殉职。

听闻噩耗的年轻教师李小匡强忍热泪，哽咽着说："几分钟前，我们还一起在办公室准备上第一节课。刚地震时，我对他说：‘郑老师，是不是地震了？'他沉思一下，忙说，‘别慌、别慌，不要着急，我们赶快疏散学生。'说完他率先冲出办公室，开始指挥学生疏散，然而，才几分钟他就......"

被营救的几个学生哭泣着说："郑老师是为了救我们才牺牲的。在围墙即将倒塌的千钧一发之际，他用力推开了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倒塌的围墙。"

参与抢救的老师们哭泣了。"面对危险，他本有逃生的可能，然而在危急时刻，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学生的安全。

18、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教师蒲斌、刘林秀--坚守在讲台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28岁的二年7班地理老师蒲彬，刚刚和女友结婚才半年。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楼教室上课，在离门最近的讲台上，跨一步就可以逃生。然而，他坚守在讲台上，催促学生们快跑后。班里的大部分学生都逃了出去，他却被深埋在瓦砾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三年9班22岁的化学老师刘林秀是聚源中学新分来的大学生，地震发生时她也是先喊学生逃生，自己却再也没有活着走出这所教学楼。

19、北川县曲山镇小学女教师唐春梅--最悲壮的夫妻诀别

带领学生们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杨清中掉头跑向曲山镇小学。他的妻子唐春梅在那所学校任教。"地震的时候，唐老师正在讲课。在帮助5名学生逃生后，她返回到教室想拉出更多的学生，可她再也没出来。"母全泉告诉记者。

　　杨清中赶到曲山镇小学时，学校已成一片废墟。很多学生和唐春梅都被倒下的大梁压在下面。赶过来的很多家长除了哭号和呼喊，不知所措。杨清中顾不得余震未停，顺着倾倒大梁下的狭小空间爬了进去。

　　他在教室门口看到了自己的妻子，把她拉了出来。里面还有很多被困学生，他又帮着家长们往外挖，直至筋疲力尽。

　　"等我回到她身边时，看到她左小腿上一整块肉已经没有了，身上全是血。她说全身都疼，应该还有内伤。"杨清中说。2007级服装设计班的一些学生找来床单，帮助唐春梅躺下。

　　幸存的医务人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小瓶注射液，帮唐春梅吊上点滴。"药品不够用，药水滴得特别慢。她的状况越来越不好，我就鼓励她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救出来，你可千万不要走。'"杨清中说。

　　今年8月，他们将迎来结婚20周年纪念。

　　直到5月13日上午9时，"最后，她跟我说：‘不行了，我要死了。'我眼睁睁看着她的血一点点流尽。"杨清中泣不成声，"她站在讲台上，最靠近门口，要是想逃，应该是能跑出来的......"

　　大雨如注。好几个小时，杨清中就这样抱着自己死去的妻子。学生们找来铁皮板为他们挡雨。拉出妻子时充满希望，然后失望，进而绝望，残酷的现实让杨清中心灰意冷，"当时我不想跟其他老师和学生一起转移。同事们劝我，班上还有30多名学生，要以学生的安全为重。"

　　杨清中脱下身上的衬衫，盖在妻子身上，磕了个头，带领学生撤离。

　　在九洲体育馆安顿好班上的学生，再赶到曲山镇小学，妻子的遗体已不知去向。杨清中在妻子遇难的地方烧纸，"我把她弄丢了，祈求她的原谅。"

　　瞒了在北京读大学的女儿6天后，5月19日，杨清中选择在全国哀悼日这天，把母亲遇难的消息告诉了她。"我希望女儿知道，她有一个好母亲，一个牺牲在自己岗位上的好母亲。"

20、武都镇五通村幼儿园教师王光香--未能完成照看孙子的心愿

地震后，她在房屋倒塌的废墟中被发现，身下抱着两个最终得救的娃儿。做了24年幼儿园教师的王光香终究没能实现一生最大的心愿：照看儿子的娃娃。

　　武都镇五通村幼儿园，残垣断壁和残留的娃娃衣物，无声诉说着大地震的惨烈。幼儿园教师余德英回忆，地震发生时，幼儿园100多个孩子都在睡午觉，52岁的副园长王光香率先大喊一声叫醒了大班27名孩子。

　　摇晃越来越剧烈，王光香带着余德英不断往返将孩子们往外转移。当27个孩子只剩下杨阳和另一个女孩时，眼见教室马上就要倒塌，王光香再次冲进去，随即被埋入废墟。五通村村干部说，地震后，驻地警察、村干部、学生家长第一时间赶到幼儿园。40分钟的救援之后，一名救援人员惊呼，"王老师怀里的两个女孩还活着！"

　　园长周莉说，王光香在五通村幼儿园工作24年，获救孩子杨阳的父母也是她的学生。

　　"她教过村里一半的人。"28岁的村民杨刚也是由王老师带大的，杨刚小时候玩水掉进水沟里，是王光香跳进水沟把他拽上岸。"鬼精鬼儿"是他最喜欢的称谓，这正是王老师给他的昵称。

　　25岁的李军是王光香的儿子，也是王光香的学生。小时候，李军心里还埋怨过同样都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母亲对他的要求总是最高，"学习成绩要好，不能骂人，见人要礼貌"李军喃喃地说，眼泪不住顺着脸颊滑落。

　　如今，李军技校毕业，在广东、江苏等地做钳工，每月两三千的收入。他曾多次提出过让母亲退休，安享晚年。"我喜欢孩子，离开他们不习惯。"王光香总是笑着这样说。

　　李军知道母亲最大的愿望是看自己的孩子，她经常说"等你有了娃儿，我就不去幼儿园了。"今年春节，李军把女朋友带回家，母亲高兴坏了，给他们订在年底结婚，也答应干完这学期就退休。

附其他遇难教师：

方    杰男，四川省汶川映秀镇漩口中学老师
郭小琴女，四川省都江堰向峨乡中学老师
康基磊        四川省都江堰向峨乡中学老师
李莹        四川省都江堰向峨乡中学老师
钱富波男，29岁，都江堰向峨乡中学老师
代中伟男，四川北川中学教务处主任
孙春艳女，四川北川中学高三5班班主任

如果你恰巧路过

如果你恰巧路过，打开了我的博客，看到这样的情境：

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没有为汶川地震写一个字角！

那么，请你不要责备我:我不是没有情感

只是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些情感

正如我不是没有眼泪,只不过太过悲重的苦难

生生地逼得我刻意去麻木与逃避

真的，我不写一个字,因为我此时又快近窒息

因为想起了：

那些在废墟中逐渐绝望的人

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

以及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

还请你不要责备我.因为我除了悲伤、感动之外

还有不合时宜的愤怒,一直在冲撞着我的胸壁

但我承认我的怯弱

想总会有那么一天

那些比我勇敢的人们

会说出它！

关键在于有一个平衡的利益表达平台

这是<中国必须过劳动合同法这道关>的最后部分.作了删节.

关键在于有一个平衡的利益表达平台

在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企业家代表对《劳动合同法》的质疑声音之大、之激烈，引发了社会诸多议论。

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这些企业家代表从企业家的利益出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有没有相称的劳工阶层的代表也从劳工的利益出发，来充分表达劳工的利益诉求。显然，与部分媒体热捧企业家代表以及经济学家代表反对《劳动合同法》的言论相比较，劳工阶层对《劳动合同法》的看法却几乎没有任何表达的公共平台。于是，就在北京两会期间，当女首富张茵发言受到广泛关注时，在东莞，卡西欧电子有限公司的工人上街了，而上街的目的竟然就是为了保卫《劳动合同法》赋予的每月670元的最低工资保障！仅从这点看，资本的强势在中国仍然是现实存在的。

可以预期的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部分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的运营困难还会进一步加深。其原因是，原材料与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速度还在加速；美国次贷危机在进一步发酵与扩散；从紧的货币政策才刚刚开头。面对内外夹击，一些企业主以及某些经济学家会更起劲地推动《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或变通。这是因为，上述那些造成企业运营更为困难的主要因素是他们所无法左右的，即使他们想攻击谁，也没有具体地可攻击对象；而在中国立法与执法仍然受到行政与政治多方面影响的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就成了他们惟一可能有所作为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任何条文或法律解释的修改，都必须同时听取资方代表与劳方代表双方的看法，使双方有一个平衡的利益表达平台。否则，在资本强势的背景下，单方面对《劳动合同法》的任何变动，都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不仅仅是对国家与立法机关权威的一次挑战，更可能会引发更严重劳资对立从而影响社会和谐。

中国必须过劳动合同法这道关(之二)

欢迎批评与关注.

二、《劳动合同法》有没有超出国际惯例？其长远影响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讨论《劳动合同法》有没有超出国际惯例？当下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劳动合同法》草案只考虑到了劳方的利益，妨碍了资方解雇员工的自由。

对于法律专业领域的问题我是外行，但手头由乔治•斯蒂纳（George A. Steiner）等所著的《企业政府与社会》(Business Government and Society，2002)一书中，关于美国经济史上涉及到劳动关系合同立法的一些内容或许对我们讨论问题有帮助。

书中说，100多年前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雇员诉雇主的官司都以雇员的失败而告终。"因为当时最高法院大部分有影响的人都是合同自由学说的信奉者"。这种学说认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相关条款规定了工人有随意退出企业的自由，企业也有随意解雇工人的自由。从而使雇主与雇员在法律上拥有平等的自由退出权。因此，雇主和工人应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对就业合同的各方面进行谈判。政府的介入反而是对契约自由的妨碍。但斯蒂纳认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认识到，"合同自由学说的一个严重缺陷在于，它假定了签约各方拥有平等的讨价还价的权力，但在实际中，雇主都毫无疑问是占据主导的。对于雇主来说，签约合同的自由就是剥削的自由。雇员可以被任意解雇，而不得不最终接受任何工作环境：雇主不受挑战的主导权导致了对雇员待遇的忽视，并最终成为劳动工会运动的导火索。但雇主们却对工会的成立以及工人要求更人道的待遇进行抵制。"，因此，"这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实质的不平等。"

书中说，最高法院对雇佣契约公正性考虑最早是1898年。鉴于矿工对劳动条件越来越大的抗议，犹他州通过一个法案，把地下矿场工人劳动时间限定为每天8小时。这一法案被认为因为干预了雇佣契约自由的原则而被最高法院大部分人视为违宪。而此前，确有诸多类似的法案被宣布为违宪而遭撤销。但这次，"布朗法官在研究了有关案件，并否认他有任何企图批评那些曾经宣布类似的法律为违宪的法院以后"，首次承认了雇主与雇员之间力量不平衡，并认为"法律是一门进步的科学"。在最后的判决书中，写入了这样一段话："那些产业的业主和工人并不具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们是有利害冲突的。业主自然要想从雇员身上获得最大限度的劳动，而工人由于害怕解雇而被迫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换句话说，业主制定规章制度，而工人实际上是不得已而服从的。在这些情况下，私利心往往是一种危险的支配力，而立法机关可以正当地以其权力介入仲裁......在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情况下，或当公共卫生要求订约的一方必须受到保护免受损害时，尽管订约双方均达到成年年龄，并具备了订约的能力，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丧失了干预能力。"

此次判决打开了政府干预雇佣关系的大门。正是基于对劳资严重对立导致的社会冲突不断增加的警惕，"自20世纪30年代，政府开始通过对雇佣合同的干预，纠正雇佣关系中偏向雇主的巨大的权力失衡。"到90年代中期，"美国总共通过了涉及劳动合同的约20部联邦法律，包括对以往法律的修订"，而"这些法律无一例外地是对雇主的约束。"这其中，尤其是"对雇主中止合同的权力加以更多限制"，即企业"随意解雇"的原则也不断受到限制。联邦和州法律限制了雇主以涉及年龄、性别、种族、工会活动、生理缺陷、宗教或国籍等理由解雇雇员的权力。另外，有些州的法律甚至已经规定，如果雇主解雇员工会破坏了默认的诚信原则，就不能解雇。到2000年，美国关于雇佣契约方面的立法，涉及到雇员的工作环境与条件、工资与福利、所拥有的权力与不被随意解雇等等各方面。这样，"在近70年的时间里，美国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公司与雇用合同中势单力薄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回顾美国这段劳动合同立法史，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尽管劳动合同法最终目的是为了平衡劳动合同各方关系，即必须照顾到劳方与资方双方面的权益，但因为劳方与资方本来就处于实质性不平等地位，资方可以以解雇要挟劳方接受很低的待遇，因此，通过劳动合法方面的立法来平衡劳动关系首先是要保护劳方的权益，使劳方具有与资方对等的讨价还价的权利。否则，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保护"，最后仍然是赢者通吃，从长远看并不利于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劳动合同法》的颁行，的确会在企业运营成本已经在不断推高的情况下，可能会使一些企业觉得是雪上加霜。但是，从长远看，中国却必须过《劳动合同法》这道关：因为提升劳动者待遇几乎是目前可能化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惟一途径。

从解决内部失衡看，提升劳动者待遇首先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我国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越来越严重。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资收入者因其收入提高很慢导致实际消费能力很低。从1985年到2006年，我国普通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56%下降到45%，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5%左右；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7%下降到2005年的10.91%，而美国是47.9%.这表明在初次分配中,国家与企业获得的多,居民获得的少;资本获得的多，而劳动获得的少。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更是抑制了普通居民现期消费。如果提高了劳动者工资收入，同时按《劳动合同法》要求落实了劳动者各种保障，社会总需求当然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也就不需要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外贸。其次是有利于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在成本的压力下，企业重新洗牌。一批建立在低廉劳动力基础之上的低端加工出口企业的确可能会被淘汰；但与此同时，资源将会往那些依靠技术创新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的相对高端企业集中，产业结构也将因此而得到调整。当然，更长远看，劳动者待遇提高有利于中国从人口大国往人力资源强国转型。实际上，近年来，学界已在热议中国劳动力市场"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这除了进一步表明劳动力成本提高主要是因为"需求不足型"而非《劳动合同法》导致外，更给我们出了一个题：如何利用"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使中国由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这其中，劳动者收入与待遇的提高、使得劳动者有可能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现实也证明了这点。正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所指出的，近年我国劳动力价格增长明显，但同时劳动力素质、劳动效率也在提高。去年我国有800万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新生劳动力中80%以上都接受过正规培训。四川省的一项统计也显示，2005年当地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速同比增长15.7%，高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速。"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费用增长了，可能在某些领域还下降了。人们在看到耐克等一些企业迁到周边国家的同时，也要看到更多高端加工品牌如法国鳄鱼等陆续来到中国设厂，这也是对我国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认可"。

从解决外部失衡看，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累积，究其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不足，因而所生产的产品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消化所引起的。而消费需求不足，又是由于劳动者相对收入较低。也就是说，外部失衡的根子在于内部失衡，内部失衡的原因却在于劳动者相对收入低。而且，目前看来，在劳动者相对收入低、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之间已形成恶性循环：劳动者相对收入低导致社会购买力低，社会购买力低导致内部需求不足，内部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依赖出口，产品依赖出口必然导致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同时，为了压低价格获得国际市场竞争力，只能在国内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使得劳动者相对收入进一步走低，内部失衡更为严重，产品只能进一步依赖于国际市场消化，导致外部失衡更加加剧......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只能靠提高劳动者相对收入，使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另外一种良性循环，即："提高工资收入"--"工人富裕"--"购买力上升"--"社会总需求上升"--"内部平衡"--"产品不再依赖外部市场消化"--"外部平衡"。一旦这种良性循环局面形成，从微观层面看，对企业也极为有利：因为一旦依赖于内部需求的经济繁荣局面形成，社会总需求旺盛，企业利润也才会有持久保证。

在这点上，美国著名的汽车大王福特在晚年出版的《财富笔记》中，曾这样解释他将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不到2美元一下子提高到5美元："实际上，降低工资只能意味着降低购买力，并抑制国内市场。""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工资的增长，决定着国家的繁荣。""一个失业者是无业消费者，他没有购买能力。一个低收入者是购买力不足的消费者，他也没有购买能力。商业的衰退是因为购买力的下降而导致的，而购买力的下降则是由不确定因素或收入不足造成的。解决商业衰退的办法就是提高购买力，而其根源就在于工资。我们国家不能依靠那些仅靠工资收入的购买者群体。劳动维持着这个国家，而劳动的回报就是工资，正是工资使得劳动得以延续。如果降低工资，那么就会减少劳动。""工资对于商业的重要性和劳动相比还要大，低工资对商业的冲击比对劳动的冲击更加迅速。"福特这席话说于1914年，一百多年过去了，对于今天中国经济学家与企业家应该还有意义。

更值得一说的是，中国颁布实施《劳动合同法》还有世界性意义。这些年来，中国发展进程中劳工的处境总是一直是国际范围内热议话题，甚至引起贸易纠纷。国际范围内普遍有一种观点：中国凭借其不断压低劳动力相对成本获得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不仅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待遇普遍下降，而且也使得发达国家相对低端产业工人待遇下降。中国珠三角地区不少血汗工厂，降低了世界劳工的福利与保障水平，降低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权利。这也是中国当初在审议《劳动合同法》时，美国劳联、产联以及欧盟工会界人士积极参与，打了一场所谓"跨国保卫战"的重大背景。秦晖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政治低自由"与"经济低福利"，有可能被世界所效仿；而这与"以人为本"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浪潮显然是相悖的。中国发展模式如果要真正实现对人类进步的贡献，通过《劳动合同法》赋予劳工以更多的自由与更高的福利，追求一种"有人性的经济增长"，是一条必由之路。

中国必须过《劳动合同法》这道关(一)

此文最近发表于包括《经济观察报》在内的媒体。但大量的数据删除其说服力大为降低。为此，我分三次贴出完整版全文。

在最近的两会上，一些企业家代表对新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提出批评，认为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因此，必须对该法进行修改。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与法学家的支持。实际上，在两会之前一段时间内，包括张维迎、张五常、陈志武等在内的一些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早就公开批评《劳动合同法》，张维迎明确警告说，"新的《劳动合同法》当中的一些条款，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可能具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团体，但实际有可能最后的结果，这个法律带来最大伤害的是这些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包括城市的一些普通的工人。"张五常甚至说，《劳动合同法》的实行，将会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全面丧失"。

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企业运营成本急剧提升；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尤其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因此出现了企业倒闭与外商撒资现象。但我们需要仔细加以甄别的是，出口加工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有多大程度上与《劳动合同法》有关；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回答更为基础性的问题：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真是超出了国际惯例吗？《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一、企业运营困难与《劳动合同法》到底有多大关系？

客观分析导致出口加工企业运营困难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材料与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据商务部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2007年前10个月，全国主要钢材平均价格为每吨4236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7.73%。铜、锌、锡、镍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吨64473元、30635元、11.84万元和35.01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5.21%、15.79%、43.80%、69.64%。36个大中城市93号汽油平均市场零售价格为每吨6379元，比去年同期上涨2.24%。425、3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吨344.12元、31427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0.75%、2.43%。2006年底煤的价格在450元－500元／吨，2007年煤价升至490元，最高达到了640元。综合计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了20%至30%，成为推动企业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国内绝大多数企业也承认成本上升主要来源于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家电协会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正是由于铜价的暴涨和钢材价格的持续上涨，家电制造业成本大幅增加，许多家电生产企业不堪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沉重负担，不得已才准备出台提价措施。领涨国内家电市场的海尔在调价通知中表示，产品涨价的原因来自综合成本的上扬，而列在第一位的是铁矿石涨价引发的原材料钢材价格上涨以及燃油价格上涨推动的物流及运输成本的增加等原因。有人可能会把反驳说，原材料与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主要影响是的国内制造业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但对珠三角地区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影响应该不大。而实际情况是，因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本来就是微利，对成本上涨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制造业。所以，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对制造业及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影响。

第二，国内外贸政策的变化。近几年来，由于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拉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累积，国内被迫调整了外贸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工业的出口予以限制。从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针对劳动密集型低端加工工业出口出台限制政策最为密集。2006年9月14日，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2006年11月1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以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为主，涉及804种（10位码）税号商品。2007年4月5日，商务部、海关总署、环保总局联合发布《2007年版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新加入的商品主要是在2006年已取消出口退税、但还没被列入禁止类的商品。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等发布《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此次调整共涉及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３７％。2007年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共涉及2247个十位海关商品编码的限制类商品，其中1853个是新增的，新增的商品类别主要涉及塑料原料、纺织纱线、布匹、家具、金属粗加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根据新政策的规定，对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也就是按限制类商品进口料件应缴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的50%上缴台账保证金，这使涉限企业的资金压力骤然上升。直接针对劳动密集型低端加工工业出口限制政策，给这些企业制造了很大的成本，特别是对纺织鞋帽、珠宝首饰、皮革、化工、饲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冲击最大，而这些企业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比如，在珠三角投资的香港厂家有5.75万家，其中34%属于进料加工，47.4%属于来料加工，统计显示，2007年上半年，广东涉及新版"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中有实际进出口记录的加工贸易企业共7647家，占同期广东有实际进出口记录加工贸易企业总数的23.9%。其中，广州受到此次政策调整影响的有47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有25.87亿美元列入新增限制类目录，占广州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一成多。深圳方面，出口退税以及台账"实转"政策直接影响深圳加工贸易出口累计171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额的18.6%。东莞则有3000多家企业受影响。仅台账保证金涉及企业1800多家，按"实转"需交27亿美元的保证金，对流动资金影响巨大。正因此，去年8月14日，商务部等七部委调研小组抵粤在广州、深圳、东莞三地召集加工贸易企业座谈，部分港资台资企业坦言苦衷，称成本增加，运作困难。希望有关部门在执行相关政策过程中，能给予更柔性操作，尽量减少损失。

第三，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影响。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升值态势。人民币升值，直接影响到出口加工工业的利润。在一个以美元结算的国际市场上，且不说人民币升值对市场占有份额的影响，仅考虑兑换因素，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直接意味着出口加工工业最终以人民币衡量的利润被抵销的程度。由于至2007年年初，央行对人民币采取的是"小幅慢升"的策略，加之出口加工工业事先将预期升值对价格的影响因素考虑进订单之中，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并没有显现出来。但200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突然提速，而且呈现加速度之势。统计表明，仅2007年10月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加速上升，至三月初，短短四个月累计升幅达5%左右，直逼2007年全年升幅。人民币这种加速升值使出口加工企业压力陡然提升。以出口导向最为明显的纺织服装业为例：2006年纺织服装业为抵销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提价幅度为7.37%，人民币升值幅度为3.35%，简单计算，纺织业利润仍然可增长4.02%；而到了2007年，纺织服装业出口提价幅度为7.26%，人民币升值幅度却达到了6.85%,纺织业利润增长速度竟然下降到了0.41%！尽管统计表明2007年1－11月规模以上纺织行业利润总额为1063亿元，但利润主要来源于消化成本较为容易的大型国有骨干企业。有人计算的结果是，占68.52%的企业（约29675户）利润总额仅占到全行业的10.81%，约114.91亿元，平均每家企业利润仅为39万元左右。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则在广东表示，尽管去年中国服装出口价格增长了8%，但国内纺织企业中每六家就有一家亏损。纺织行业排名后三分之二的企业利润率仅为0.74%。正因为人民币升值对低端出口加工工业利润影响很大，0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汽车及零部件、机电、电子信息产品和船舶等较高端产品的出口增速明显高于玩具和服装等传统主流商品。

第四，融资成本提升。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就比较困难，融资成本远高于大型企业。而2006年始，两方面的原因极大地提升了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加工企业的融资成本。一是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急剧上涨，使投资利润很低的出口加工企业融资困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到07年10月,北京房价已经连续18个月涨幅度超过8%，深圳连续21个月涨幅超过10%。与此同时，中国的证券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达到了6124点的历史新高，比2005年6月6日的最低点(998.23点)上涨了613.6% 。而就是股票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暴涨的同时，出口加工企业的投资利润非常低。据了解，2007年纺织服装业利润率只有4.09%。玩具与制鞋业的利润率才3.7%。郎咸平先生称这种状况为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即"过热部门"与"过冷部门"并存。在这种情况下，以收益率为惟一标准的资本，更快地从利润率很低的出口加工企业流出，转而流入股票与房地产业。造成了出口加工企业"失血"。据郎咸平先生观察，2007年在珠三角地区，许多加工企业在利润的压迫下，被迫关门，将抽出的资金转向了股票与房地产部门。二是央行逐渐缩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加工企业资金困难。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首先缩紧的就是中小型出口加工企业的贷款。这是因为，商业银行本来就预期中小型出口加工企业将由于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等原因前景并不乐观，因而调高了这些企业的信贷风险，另一方面，央行严格限制贷款规模，为了维持利润，商业银行更有积极性收缩对这些企业的贷款。据相关报道称，07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出口加工型企业已经很难从银行贷到款项；即使能贷到，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到100%也是常有的事。在此背景下，民间借贷市场也普通大幅度提高了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借贷年利率。在珠三角地区，一些民间借贷的年利率甚至达了30%左右！

最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在刚召开的人代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江苏代表团发言时表示，"次贷危机会影响欧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影响中国经济。" 刘明康更是指出，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东南沿海地区对产品外贸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受影响将更大。实际上也是如此。次贷危机重创美国经济，也重创了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去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地区纺织服装业来自美国的订单大为减少，一些出口美国占全部产品80-90%以上的企业因此而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2008年1月，我国对美国出口比去年同期仅增长5.4%，比去年同期增幅大幅回落22.7%。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出口加工型企业运营困难的确还有一个因素：即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必须清楚地指出，这种上升并非是由于2008年元月1日才开始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带来的，而是由2002年开始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在内普遍蔓延的"民工荒"导致的需求不足型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以珠三角为例，农民工紧缺其实在2002年就出现了苗头：当年进入珠三角的农民工竟然首次出现了零增长。2004年，"民工荒"在珠三角集中爆发。仅东莞一地，农民工缺口就达30万人，而尤其以电子、玩具、制衣、电脑、制鞋等行业缺工最为严重。2005年以来，"民工荒"进一步加深，其中，2006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缺口达到了200万以上。"民工荒"出现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珠三角地区，外来工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而至2004年以前的近12年，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在扣除通胀因素后竟然是负增长！以至于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感慨道：珠三角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正因此，"民工荒"出现后，为了能够留住或新招到农民工，珠三角地区出口加工型企业纷纷调高工资。近三年中，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则呈现"三级跳"，平均每年增长100多元，有的省份涨幅接近20%。但即使如此，2007年第四季度，珠三角地区的用人需求同比增长71%，而求职人数增速是32%，需求明显快过供给。面对这种情势，任何一个崇尚市场自发力量的经济学家都只能给出"继续涨工资"这个惟一的处方。也就是说，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了2004年以来出口加工型企业劳动力工资与待遇的上升，这与07年5月才通过、08年元月才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没有任何关系。

正因为上述因素，出口加工型企业从2006年年中开始就已经显露出败象。仅以鞋业为例，2007年9月初,由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皮革协会、香港鞋业商会、广东鞋业厂商会、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等十几家商会协会发起的中国鞋业组织联席会在北京成立，会上同时发布的《中国鞋类贸易发展报告》指出，国际上，贸易保护措施频发，国内，企业面临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退税率下调、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一系列问题，我国鞋业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一部分鞋业企业甚至被迫停产倒闭。部分外商撤资也早在2007年年初就已经开始，香港《大公报》2007年3月28日就以《珠三角地区港商外迁成大势》报道港资大规模撤退至长三角或内地情况；韩资撤资则更早，2006年上半年，部分韩资就关闭在珠三角地区的中小型加工工厂或撤走资金的总额超过2亿美元。因此，企业倒闭与外商撤资绝不是《劳动合同法》实行之后才出现的。

通过上文详细列举出的诸多数据与事实，我相信，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经济学家都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前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出口加工型企业遇到的困难，绝不是《劳动合同法》的通过与实施造成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关于直接提高劳动力工资成本的任何新的规定，而只是重申了此前相关法律与政府规章已经规定过的用人单位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并为劳动者按期交纳各种已确定的保险金。而至于"无固定期合同"条款，只是提高了企业解雇劳工的成本，而不是使用劳工的成本。当然，考虑到此前一些中小企业并没有按政府要求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更没有为农民工交纳"三险"，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这些企业不得不依法从事，从此意义上讲的确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但与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外贸政策的限制、人民币升值、融资成本的提高等因素相比，对企业的影响仍然是最小的。退一万步讲，就算这种最小的影响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也不能说"骆驼是被一根稻草压死的"吧！

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该如何评价

看看阿玛蒂亚·森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

狄更斯在其名著《艰难时世》中曾讲过这样一段故事：路易莎老师问她的学生西丝朱浦，"比方说我们的课堂是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有5000万英镑，这是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呢?而你是不是在这个兴旺的国家里生活着呢?"西丝回答说："我没有法子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繁荣，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兴旺的国家里，除非我知道是谁得着这些钱，而且我是不是也有一份。但是这个答案与5000万这个数目字的计算无关。"结果路易莎老师批评说："这是你的错误!"

M·努斯鲍姆与阿玛蒂亚·森在他们共同主编的论文集《生活质量》的导言中，就引用了狄更斯讲的这个故事。故事中的路易莎老师，就像今天的某些经济学家，"他们仍然以人均收入这个粗放的尺度来表示人类的福利状况"，而她的学生西丝反而敏锐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生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还应该知道这些资源是如何分配的。很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是被少数人占有，既使是总量再大，人均再多，这个国家也称不上繁荣，而这个国家的人民更谈不上生活幸福。

当然，即使是在知道了人均收入基础上了解财富分配状况，是否就可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呢?仍然是不够的。那么，哪些因素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内部人民的生活状况呢《生活质量》这本论文集中所收录论文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作为"世界发展经济学院"一次讨论会的成果，书中收录的论文不仅仅来自经济学家，还有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以及政府官员。他们的看法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质量"这一复杂的问题。

传统主流经济学在衡量"生活质量"时常常使用两个标准：在宏观层面上，使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活总值这个标准；在微观层面上，则常常使用个人效用最大化标准。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人均收入这个标准并没有考虑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状况；而效用即个人满足程度这个标准则因其主观性，缺乏可比性，否则就会出现亿万富翁吃鱼翅燕窝还不如穷人吃一个热馒头效用程度高这样的事。因此，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看来，人均收入与个人效用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两个标准，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与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自己"狭隘的看法"不同的是，阿玛蒂亚·森注意其他学科领域的进展尤其是道德哲学领域的进展，并使之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使经济学回归古典传统"。在如何衡量生活质量上，森提出了一个膏有创见性的概念："能力"。在森看来，衡量国民的生活质量，当然不应该只看人均收入，还应该看社会平等程度。但社会的平等并非仅仅是财富的分配状况，而更应该是一种"能力指向的平等"。森所谓的"能力"是指国民具有的"实现有价值的目标所必需的功能组合"。通俗地理解，森的观点是，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要看他是否具有能力来实施与追求有价值的目标相关的"功能性活动"。为此，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不仅仅是再分配政策，而更应该是"针对能力供应物的平等"：即在对那些能提高或保护个人能力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养老与失业保障、贫困救助等--供应上实现均等化，使那些因外在的个人无法主宰的因素造成的无能力者变得有能力，使那些本来就有能力的人因无后顾之忧而更奋力前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的生活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显然，与传统主流经济学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相比较，在宏观上，森更为强调平等；在微观上，森强调每个人实现其有价值目标的能力。而且，在森的理论体系中，宏观与微观又是相通的：即平等本身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状况，而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均等化，实现"能力的平等"。

在《生活质量》一书中，森的上述思想受到了论文作者的认可、论证、应用和补充。在书的第一部分，几乎所有论文作者都认为，森提出的"能力"、"功能性活动"等概念与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效用、收入"等概念相比较，更能衡量人民的生活质量；第二部分论文则集中讨论了传统主流经济学衡量生活质量标准的缺失；妇女始终是我们社会中的弱者角色，以森的观点审视，恰在于女性与男性相比较，在我们社会中更缺乏实现有价值目标的"能力"，因而书中第三邮分论文集中研讨了性别平等与女性生活质量问题；政府如何依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寻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更为恰当的政策及其评估，则是书中最后一部分论文所讨论的中心话题。

在中圈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可以从《生活质量》一书中受到某些启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之上，政府的目标是"经济增长最快"。在某种程度上犯了该书中所批评的传统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即把总量与人均收入本身，就当成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以为经济总量上去了，人均GDP高了，人民生活质量就提高了。但事实是，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平，使得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并没有同步。正因此，为了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中国各级政府也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而实现公平的路径并不仅仅是分配，更应该是通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均等化，实现"能力指向的平等"。这样的平等既有公平又有效串。与此同时，对比《生活质量》一书中的观点，中国经济学家也应该对自身的思想与观点进行一次清理与反思。过去几年间，中国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较为窘迫的境地，与其不关注微观百姓生活而只关注表征效率的宏观数据有关，这其中，向森学习，以博大的胸怀吸纳哲学与社会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使经济学研究更紧地贴近现实、符合常识，是中国经济学实现"突围"的必由之路。

《生活质量》 [印]阿玛蒂亚·森[美]M·努斯鲍姆主编龚群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68．00元

不得不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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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

让每个人都有恒心!

先看一些案例与现象：

　　清华大学廉政教研室副主任任建明日前撰文指出，官职升迁的不稳定，是诱发地方某些官员迷信与腐败的重要因素，文章举例说，湖南副厅级官员李金刚，听信"大师"预言说他至少能官至副省级，便拿了149万元奔京城购买官位；"小升初"几乎让所有的学生与家长苦不堪言，一位家长说："小升初"表面上看有规矩，实际上因为规矩不合理，且漏洞太多，变得最没有规矩；一位民营企业家坦言：为什么我们中许多人表现得如此急功近利？那是因为我们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各种规章制度不健全，变化起来也太快，所以，大家都有想尽快捞一把的心理；一位文化学者认为，中国人现在心浮气躁，就在于这个社会变化太快，无法给人以任何稳定的预期，因而也就无法给人以安全感。

　　有人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有道理。身处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到荣幸。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如果不能尽快建立起一套新的稳定的制度，使社会上绝大多数群体与个人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我们未必能把握好这个变革的时代，甚至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

　　这里涉及到制度的功能问题。制度带来秩序。"秩序鼓励着信赖和信任，并减少着合作的成本。当秩序占据主导地位时，人们就可以预见未来，从而能更好地与他人合作，也能对自己冒险从事创新性试验感到自信"。说到底，制度给人们以稳定的预期，人们根据预期来选择行为，而人们的行为选择最终决定了社会与经济绩效。

　　回看上文中的几例现象，地方某些官员之所以迷信与腐败，在于一套完善的官员考核制度与问责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于是，百姓公认干得好的干部未必能升迁，而一些热衷于搞"潜规则"的干部即使没有政绩照样上。这种混乱的信息使得某些地方官员求助于"怪力乱神"也就不奇怪了。更严重的是，因为没有严格的章法，在干部升迁使用中存在很大的弹性，也给一些更高层次的官员以腐败的机会。

　　"小升初"也是如此。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应该是给学生与家长一个稳定的预期：只要你学习成绩好，你就有机会进入条件较好的中学就读。但现在，明明各个初中之间办学与师资条件相去甚远，所谓"电脑分片派位"的结果把孩子与家长的稳定预期全打乱了：学习好的孩子未必能上好学校。于是，家长们有钱的交高额赞助费，有关系的找上面批条子，没钱没关系的逼着孩子报各种课外辅导班考五花八门的证件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同样，对于企业家来说，制度环境不稳定，企业家不可能制订长期契约，不可能进行战略性投资，更不可能进行带有风险性质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形成了"暴发户"心态：今朝有钱今朝赚，赚了钱赶紧奢侈消费。这也反过来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对于"物权法"的通过比其他社会群体更为热心：因为他们想吃一个"定心丸"。

　　一个稳定的制度减少了世界的复杂性，又使个人更容易与一个复杂而易变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因而有助于我们应付对不能驾驭生活所怀有的"原生性焦虑"，同时创造着诱发归属感的多种纽带。只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能产生出健康心态的人类。

　　总之，在当下这个变革的年代，需要尽快建立起一整套稳定的制度预期。也正因此，改革不仅应该定义为消除一些旧的不合理的制度，更应该定义为建立起一套新的合理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历经了近三十年改革后，我们有必要作一些清理：需要继续改的就继续改，而那些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须尽快确立下来。否则，一味强调求新求异，使得社会各阶层处于长期应付不确定性状态造成的紧张中得不到休整，既不利于个人福利，也不利于创造社会和谐。

企业家也可能是自由市场最大的敌人

越不干净的市场他越往里钻,以最大化租金.　去年11月底，我应约到杭州参加中国新政治经济学论坛，到机场接我的是一位企业家。我进到他的车里，发现车座上放着几本关于政治学方面的书籍，就随口对他说："想不到你一个生意人还对政治学感兴趣。"他回答我："在中国，做大生意的企业家都必须懂政治，尤其要懂官场。发大财都得依靠政府。"

　　第二天，正巧浙大一位教授在发言中又涉及到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他通过浙商的一些运营行为，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一旦威胁到市场，企业家就可能选择远离这样的市场。一位听众当场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说，据他在中西部一些地区的调查与观察的经验：越是不干净的市场，企业家越喜欢往里钻，因为那里的政府政策最容易被企业家的金钱所俘获而有利于企业家获得非市场租金！于是，我接着这位听众的话说，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命题：企业家本身是不是反对市场经济的。

　　近些年，在国内经济学界，赞美企业家从来都是主流的观点，像我这样怀疑企业家的声音，肯定会视为异端或另类。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学界主要禀承的是经济思想史上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熊彼特在其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活力来自于不断创新(innovation)，他称之为"创造性地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创新的主体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是通过以下途径对生产的方式进行改革或使之革命化的：利用一项发明，或者更平常一些，利用一项未经试用的技术上的可能性以生产一种新的产品，或者用新方法生产一种老商品；开辟提供设备的新来源或打开产品的新销路；重新组织工业，等等。"这种生产方式的改革不断破坏市场原有均衡，而向一个更高均衡水平迈进，并由此推动经济发展。

　　因此，企业家而非企业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企业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为此，熊彼特还为"企业家"画了一个英雄主义的画像：企业家天生就是一群有着特殊人格的人群。这群人"存在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即追求"工业上或商业上的成功"，寻找"权力和独立的感觉"；他们"存在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的本身"；他们还"追求一种创造的喜悦，一种让作品完美的嗜好，一种简单的运用精力和智慧的快乐"；这种类型的人"寻找困难，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这类动机最明显是反享乐主义的"。

　　正因此，在奥地利学派与继承了他们看法的中国经济学家那里，"企业家"不仅仅是将资源组合起来的人，而且本身就是市场上最为稀缺的资源。又因为企业家创新的压力来自于自由市场体制中的竞争，所以，包括张维迎先生在内都不断重复过这样的观点：企业家是中国通往自由市场体制的推动者与维护者。

　　但我想指出的是，我的观点尽管不同于奥地利学派，但却与现代经济学老祖宗亚当·斯密的看法一致。而奥地利学派也因其未能很好承接上斯密而在西方经济学界从来都是非主流。斯密在《国富论》没有"企业家"这一称谓，但对商人与雇主却有论述。斯密对商人与雇主一直是抱以不信任甚至敌对的态度。而在真正崇尚自由竞争的斯密看来，商人与雇主之所以不值得信任，恰是因为他们在破坏竞争。

　　斯密写道："扩大市场，缩小竞争，一直是商人的利益所在。"为此，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即"同业联合"。斯密写道，"我们虽然常常听到工人们的联合，却很少听到雇主们的联合。但是如果有人信以为真，认为雇主并不联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真相，又不懂世故。雇主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默契的、然而又是经常的和融洽的联合。"而"这些人的利润来源，是因为他们能联合起来"。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讲，也就是他们能形成"寡头勾结"或垄断的局面，来操纵价格，或者"使他们各自的产品在市场上经常保持存货不足的状态"，使价格上升。而为了更好地联合，商人与雇主还游说政府支持，而他们的游说也往往会成功，"因为他们有钱"。写到这里，斯密特别指出，"正如霍布斯先生所说，财富就是权力。"

　　所以，斯密对这些人写得很辛辣："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为此，斯密严厉地谴责商人和雇主们"龌龊的贪焚，独享的精神"，"他们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类的主宰。"

　　斯密还提出了防范商人与雇主们串谋的方法。"虽然想通过能实施的或不违反自由和正义的法律来阻止同业者这样的集会，那是办不到的，但法律不应该使这种集会易于举行，更不应该使这种集会非举行不可。"可见，在斯密那里，企业家不仅不是自由市场的建立者与维护者，反而是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成为自由市场的敌人。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斯密之后，对市场中的企业家的批评似乎竟然成为左翼的专利。在经济史或思想史上明确提出并论述"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命题的主要是布罗代尔、波兰尼以及沃勒斯坦这些西方左翼学者。

　　不过，"风水轮流转"！2003年，在华尔街公司丑闻中诞生了一本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位置的名著：《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使主流经济学重新续接上了斯密对企业家看法的传统。这本书的第一作者是芝加哥学派新生代人物、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拉古拉迈·拉詹。在书中，他引用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批评商人与雇主的话来批评企业家，然后写出这样总括性的结论："自由市场最大的敌人，并不是那些明确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工会主义者，而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总裁们，他们的每句话都在赞美自由竞争市场，而实际上每个行动却都在企图扼杀竞争性市场。很不幸的是，在太多的国家，在太多的时候，政府都出面帮助这些商业勾结，限制市场竞争。"

　　针对包括中国在内正在走向市场体制的国家，拉詹还特别提出，"自由市场不能被看做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的最终阶段，而应该当成一株娇贵的作物，它需要人们的精心栽培，并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野草的攻击"，否则，"国家有可能走向关联资本主义"。

　　而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那些已在前一阶段改革中获益者、现在却希望继续通过官商勾结压抑公平竞争以保护其既得利益的那些所谓"企业家"。

　　写这篇文字，我丝毫也没有要全面否定中国那些成长中的企业家的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中国经济学界：不要总以为只有旧体制的维护者或改革中的失意者在威胁新体制，我们所以为的市场体制所依赖的企业家阶层也可能威胁新体制！正因此，保持对企业家阶层善意的提醒甚至警惕，才能造就出真正的企业家，也才能造就真正的市场经济！

自由的市场与霸道的思想

我在中国经济报所开<经济思想>专栏文章

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争议，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但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说不复杂：在行为动机上，每个人都是自利的，都以自身满足程度的最大化为目标；在行为方式上，他又是理性的，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知道如何去实现效用程度最大化。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假说，在经济学界引发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

围绕"理性经济人"最深层次的争议是，这一假说本身是否就隐藏着意识形态？经济学名宿萨缪尔森曾经在《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中梳理过这一争议。简单地说，带有左翼倾向的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这一假说本身已包含着意识形态：因为这一假说先验地把人视为"原子式"的"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而正是这种追求个体利益至上的原子式个人，构成了交易与市场的基础，这正好为以"自由市场"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意识形态的功能恰在于"为现实制度和价值观念提供一种解释，也为思想和行为提供一种框框。"右翼经济学家则不同意这种观点。熊彼特就认为，这一假说"是中立的，不包含任何政治含义。"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是"排除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因而是"利益中性"的。

但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一方面，左翼总是批评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质是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的意识形态，因而按理说其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排除意识形态对经济学的影响，追求一种"价值中立的经济学"；但恰相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左翼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价值中立的经济学"，而只有"利益的经济学"。左翼经济学家在讨论中一般会首先发问："你说的是谁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会试图区别出不同的利益维度。但矛盾也出现了：因为区别不同的利益，是左翼经济学家批评过的"理性经济人"的题中之义。

《国际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仔细琢磨这段话，其实强调的是"个体理性"。它实际上在强调，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都扛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我们可以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替我们做决定，我们甚至也不需要别人来给我们启蒙！这也与"理性经济人"假说强调的"个体理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罗伯特·西蒙就这样理解"理性经济人"：它给人类精神画的像是浪漫的，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因为他描述的是我们自己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顺时而变，来解决无比复杂的资源配置最优化问题。

而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说是"利益中性"，他们同样也追求在经济研究中排除"价值判断"，但这种说法与追求恰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说本身构成悖论：因为"理性经济人"假说本身从来不承认天然存在一种"中性"的利益，也没有一个"整体的利益"；更谈不上有一种超越"个体理性"之上的"集体理性"。如果一定要追求"集体利益"与"集体理性"，肯定会漠视"个体利益"与"个体理性"。也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只有对通过交易实现双盈的美好世界的描述；而从来没有指出过：在"理性经济人假说"下，即使是合作，但在"合作租金"一定的情况下，总有一方会试图凭借其强势，最大限度攫取甚至侵占另一方应得部分。也就是说，在新古典体系中，不同的利益实际上被一个利益全部给"代表"了！所以，乔姆斯基曾这样批评过新古典经济学：表面上强调的是"自由的市场"，但实质上是一种"霸道的思想"。

联想到近几年关于改革的讨论，上述分析就很有意思：有一方总在试图区分开改革带来的整体经济增长与改革中利益调整给不同阶层带来的损益不同。按理说，这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但这部分人恰被指称为所谓"新左派"；而另一部分人，总是以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甚至"国家崛起"这样宏大叙事，来掩盖不同阶层在利益调整格局中所得并不相同的现实。按理说，这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强调"个体理性"与"个体利益"的观点，但这部分人恰在中国被指称为"自由派"！

比较典型的是张维迎先生。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他首先说："在目前的争议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表明他不承认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因此需要"理性的经济学家"来启蒙；接下来他更明确写道："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显然是在强调以一种所谓"集体理性"、"集体利益"的考虑来替代"个体理性"与"个体利益"的考虑；而有意思的是，正如"理性经济人"假说揭示的那样，自由市场从来就建立在"个体理性"与"利益分立"基础之上。张先生一方面强调"理解与维护自由市场"，本人还被称为"古典微观经济学第一把好手"，但其对"个体理性"与"个体利益"的漠视到了这种程度，应该算得上我上述分析的一个非常好的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