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边缘的言说

一提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我就又想起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

2005年春节刚过，我就接待了一批从安徽老家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情况对我并非第一次。因为此前我出版了“穷人经济学”，结果经常都有一些农民工与下岗职工找我，但我其实是一介书生，无能为力，所以常常会选择逃避。但这几个农民工处境的确非常困难：12万的工钱被拖欠了好几年一直连个说法也没有，其中一位农民工伤了一条腿因为没有钱救治而致终生残疾；他们此前找过法院，而现在连法院门也不让进了：因为事先要预约，而他们在法院的传达室从来就没有打通过那位据说负责这摊事的法官的电话；即使电话接通了，对方只要一听是“解决工资拖欠的”就自称“不是我负责，负责人不在”。我看他们实在可怜，就通过当时《凤凰周刊》主笔黄忠先生转请该刊一位女记者帮助，让那些农民工将材料送过去了。结果，那位记者一次电话中与我说，她这几年因为尽作一些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与评论，搞得她自己都成了弱势群体。而那些经常与老板、商人、高官、学者打交道的记者一个个很风光。此后，这位记者也没有再与我联系，而这几位农民工最后仍然是失望而归。他们说他们不排除使用极端的方式报复那位拖欠他们工资的老板。

现在想来，这群安徽民工的遭遇反映了中国农民工身份在城市里面临的尴尬处境：我将青春、健康甚至生命都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之中，但这座城市能保证对我有基本的公平对待吗？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我老了，我遇工伤事故了，这座城市能为我的生存提供保障吗？还有，我的后代也随我在一起谋生活，到了需要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甚至也要找工作的时候，这座城市能为我的后代的生存以及享有比我更好的未来提供保障吗？如果不能公平对待我，甚至连基本工资都一再被拖欠；如果不能在我缺乏基本生存手段时为我提供基本保障；如果不能为我的后代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我该怎么办？如果退回到农村中去，但因为进城时间太长，与土地、甚至有些人与宗族的脐带关系都已被“进城”这一行为所割断，农村还能为我提供最后的保障吗？

用数字或许能更好地说明上述问题。

关于中国农民工为城市与国家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已经被学界与政界所公认。据经济学家蔡昉的一项研究成果，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中，有21%直接来源于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也表明，在1978年到1995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其中就有一个百分点来自于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也研究证实，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再分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今年年初，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称，我国农民工规模已达1.2亿，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三产业部门分别占到总就业人数的52%和58%，表明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不仅仅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推动国家各项改革过程中同样作出了贡献。

然而，与之极不相称的就是农民工所享受的社会保障。

与传统的概念稍有不同的是，我这里所说农民工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包括了三个部分：首先是基本权益保障；其次是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障；最后是本人及其后代发展的保障。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农民工在这三部分的社会保障上都极其缺乏。

从基本权益保障看。农民工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休息权利没有保证。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作的典型调查，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然而，如此高强度的劳动量，所得工资平均仅在500——800元之间。在部分地区，这种工资是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而即使是如此低微的工资，也未必能按时到手。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农民工中间，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仅为47.78％，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达到35.68％和15.68％。按理说，法律因为是最纯粹的公共产品，应该为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保障提供最后的底线，然而，不幸的是，法律对于农民工的门槛太高。去年5月，一份耗时一年半、历经 8省市、解析17个案例、近3万字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问世。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 1000元的工资，完成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诉讼的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 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即使如此，也未必能要回基本工资。正因此，不少农民工最后选择了极端的维权方式：“王斌余式”暴力维权。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此时的执法部门反应却极其灵敏，有关官员口中也充满了“农民工要学会合法维权”这样的“正确的废话”。

连基本的权益保障尚且不到位，农民工享受城里人一样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障就是奢谈了。据2004年的劳动和民政统计年鉴中的2003年数据整理，城镇劳动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765元，而农民工仅为14元，差距高达126：1！有调查显示，在进城农民工中，高达93.2%的农民根本没有买养老险；尽管有数据表明33％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有过失业的经历，但官方的“失业率”中从来就不包括仍然是农民身份的农民工；《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援引了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一组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人，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从业人数较高的煤炭生产企业，每年因事故死亡6000多人。工伤和职业病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然而，有超过60%的农民工根本不享受工伤保障；医疗保障更无从谈起。

“发展”是中国农民工对自身更高的追求，也是对其后代的希望。然而，在为中国农民工及其后代提供发展所需的社会保障上，目前政府所做的也是微乎其微。国务院研究室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培训上投入基本为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国家每年用于公务员出国培训的费用高达数百亿元，而浙江省也花费十几亿元将其民营企业老板送到中央党校培训。在农民工子女就学方面，所流入的城市也设置了百般障碍，甚至连农民工自己筹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被当地行政部门以各种“合法”的理由宣布为“非法”而被迫关闭。

就这样，没有享受到任何起码的社会保障的上亿中国农民工，成为这个国家的城市中狼奔豕突的无根的一群。中国的经济因他们的流动性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也因他们的流动性而增强了。但同时，由于城市不能为他们提供基本的起码的保障，他们与城市甚至整个社会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一种受到排斥、侮辱的感觉，与对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焦虑的情绪一旦结合在一起，有时甚至会成为社会的一股破坏性力量。正因此，如同历史经验教训所反复表明的那样，农民工问题的确关乎这个国家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