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边缘的言说

    马王爷点题，说我是穷人经济学家，应该说说如何才能解决小冬香的问题，而且要系统地发表看法。这让我十分为难。这些年，“所谓穷人经济学家”其实是浪得虚名。还是王乾荣先生看得透：“穷的经济学家”！除了一支秃笔，我没有多少资源可用以真正解决穷人的问题。

    具体到小冬香这件事，我想，这么多好心人援手，小冬香肯定是有救了。我本人也会有微薄的捐款。但如果再出现另一个小冬香呢？实际上，出现另一个小冬香已不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已经有许许多多需要救助的看不起病的穷人存在。所以，公民个人的捐赠可以解决少数穷人的看病问题，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却不能不靠政府。而我很高兴地看到，小冬香所在的当地政府也在尽力。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如何建设起一个制度性救急措施，以普惠于所有的需要帮助的穷人。

    去年我曾经完成过一个报告，其中提到，中国社会保障网建设过程中，首先要解决救急，然后再解决救穷。且不说一个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救急都应该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国际社会科学》上曾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避免有人因基本匮乏而死亡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政府基本职责，而且还是基本人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类之所以组成社会，需要政府，首先就是互助的需要。政府收税，目的在于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为政府官员进行自我服务。一个在平时收税而在急时却无法施以援手的政府，百姓是不会满意的。而“社会主义”，在柏拉图意义上，就是“强者支撑社会，社会扶助弱者”。所以，社会主义政府，更不应该出现让穷人求告无门的状况。坦率地说，有些穷人的存在，对社会主义政府名誉的损伤程度并不大；而一旦只要出现需要救急的穷人求告无门的事，尽管很少，对政府名誉的损伤程度都是无以复加的。

    但近年来，我们社会中许多穷人，本来可以治好的病却因为无钱救治而被迫放弃、本来可以上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却因为学费太高而放弃，这样的事情我们见识得太多了，以致于我们都有些麻木了。仔细想来，这不是政府失职是什么呢？我曾经与一位老经济学家谈心，其中提及这些年对改革的反思。我说，如果说改革有教训的话，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政府将本应该由其承担的公共品的供给，转而改革成由私人承担，致使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无法满足。而转型经济学一再告诉我们，尽管转型可能造成收入差距拉大，但只要有对穷人保底的措施，转型仍然不会有大矛盾。现在中国的问题恰在于没有做好对穷人的兜底工作。记得阿玛蒂亚·森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大意是，没有对穷人的基本援助，这样的社会可以是富人的天堂，但却也可能是穷人的地狱。最近一期《中国改革》发表了北京大学高书生先生一篇《拿什么挽救改革的声誉》，其中说，解放初期，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政府的发自内心的拥护，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主义好，人人有劳保！”所以，要解决彻底类似小冬香这样的问题，各级政府真正承担起责任，建立起对于穷人救急的长效机制，才是正途。

    最后，我也借马王爷的平台，表达我对于我们社会中有良心、有能力可以对小冬香这样的弱者施以援手的公民的一万个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