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边缘的言说

　　实际上存在另外一种“路径依赖”：被裹挟进所谓现代化潮流的中国小农经济已经破产，甚至连维系人正常的生存都困难——除非将生存仅定义为动物般活下来，于是，出现了苟丽这样的农村女孩进城潮；而当她们发现，在劳动力过度供给下工资已经低廉到根本无法靠打工摆脱困境，或者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时，于是，她们就只能选择去卖淫；法律禁止卖淫本身是良法，但当社会分化为有人只能靠卖淫为生，而法律又未能体现出弹性时，一部良法也就成了恶法：专门对付像苟丽这样的穷人；于是，为了逃避，苟丽们的选择就是只能象黑暗中的老鼠，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更被排斥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服务之外；最终在非法的交易中被同样因为在城市中受够了侮辱而导致心理变态的农民工所杀害。请看一看，除了最后一步有些偶然，苟丽们个人的选择哪一步不是理性的？不是一种“改进”？但的确又是一步步在走向深渊。对于这种类似“贫困的恶性循环”的“路径依赖”，我们如果早些认识到，并用正确的舆论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使力，而不是一味讲“后一步总是对前一步的改进”，苟丽的悲剧或者就可避免。

　　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高论。他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看来，所有的交易都是自愿的，因而也是平等的。“剥削”或“压迫”仅是政治经济学讨论的事。以他的观点很简单：珠三角的农民工十二年工资未涨一分钱，其中不存在剥削与压迫；苟丽这样的一群人，也不存在被侮辱与被奴役。因为都是“自愿的”，否则他们可以选择不被雇佣，可以选择不去卖淫。但从苟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不去卖淫还能做什么才能支撑起她的家庭？实际上，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由于人与人所能支配的资源分布极端不平均，因此，那些拥有资源少的人，在与拥有资源多的人在进行交易时，由于讨价还价能力差，总是注定着要受剥削与压迫，受侮辱或奴役。这一点，甚至写在了西方的教科书中。比如，作为美国主流商学院的教材，乔治·斯蒂纳(George A.Steiner)等在其《企业、政府与社会》（第8版）中就明确无误地写道：“契约自由学说的一个严重的缺陷在于，它假定了签约各方拥有平等的讨价还价的权力。但在实际中，雇主都毫无疑问占据主导的。对于雇主来说，交易的自由就是剥削的自由。”由此看来，在中国目前处于利益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主流经济学用现代经济学观点看问题根本行不通；而政治经济学观点反而可能更适用。造成苟丽们悲剧的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的确有更深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至少，在过去很长时间，本应该在维持社会平衡中发挥基本职能的公共政策以及经济学家言论，在发展主义的旗帜下，反而对拥有更多资源的精英集团有一种本能的亲近，对于弱者扶持则远远不够。

　　因此，苟丽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事，而造成这种悲剧的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因为作为个人来说，他可能有悲悯之心，但这不妨碍他参与制造了苟丽的悲剧甚至更多的弱者的悲剧。所以，我十分坦白地说，将来回头看，作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中一份子，经济学家还有其他所谓学者，包括我们某些被誉为所谓“良心”并且在苟丽悲剧之后又讲出诸多道理的人，当然也包括我本人，谁能拍胸脯说我能在苟丽的悲剧中免责？